3月27日，港股上市的甘肃银行（02139.HK）披露2025年度业绩报告，一份看似“勉强盈利”的成绩单，却因一项反常的分红方案备受关注。

在归母净利润仅5.88亿元的情况下，该行拟派发现金股息高达17.78亿元，分红率飙升至302%——这意味着，甘肃银行2025年一年就分掉了超过三年的全部利润，这种近乎“掏空式”的分红操作，在上市城商行中极为罕见。

然而，这份“大方”分红的背后，是甘肃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拨备覆盖率逼近监管红线的窘迫现状。而且，这家省级城商行在此之前，已连续六年未向股东分红，2025年却忽然从“铁公鸡”到“大撒币”极端反转。

财经众议院注意到，抛出此份豪横分红之际，恰逢任职7年的甘肃董事长刘青年满60岁。如果刘青到龄退休，接棒者将面临资本短缺的窘境。

这到底是“大方”，还是“任性”？

突现“掏空式”分红

在银行圈，分红向来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与发展信心的重要指标，合理的分红比例既能回馈股东，也能兼顾银行自身的资本补充与风险抵御能力。但甘肃银行2025年的分红操作，彻底打破了这一行业共识，堪称“反常中的反常”。

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甘肃银行实现总营业收入54.21亿元，同比减少9.0%；归母净利润5.88亿元，同比仅微增0.99%，盈利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就是这样一份“勉强及格”的业绩，该行却抛出了一份堪称“豪横”的分红方案：拟每10股派发1.18元人民币，累计现金分红17.78亿元，占同期归母净利润的比例高达302%。

这一比例有多离谱？即便是盈利能力强劲的国有大行和头部股份行，分红率最高徘徊在30%左右。而甘肃银行302%的分红率，相当于不仅分掉了当年全部利润，还动用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留存利润，属于典型的“掏空式”分红。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反常分红的时间节点，恰恰是甘肃银行资本与拨备双重承压的关键时期。截至2025年12月底，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下滑至11.07%，较前几年持续走低，资本补充压力日益凸显；拨备覆盖率仅为130.83%，已逼近130%-150%的监管下限红线，意味着该行抵御不良贷款风险的“安全垫”已薄如蝉翼。

回溯历史，甘肃银行的分红态度堪称“两极反转”。2018年，该行在港股上市当年，曾向股东派发10.3亿元股息，此后便进入了长达六年的“零分红”周期，被市场贴上“铁公鸡”的标签。六年未分红，市场本以为其会积累充足的留存利润，用于补充资本、优化资产质量，却没想到，该行选择在自身经营承压、风险指标亮红灯的时刻，一次性“掏空式”分红，此举背后的逻辑，着实令人费解。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甘肃银行此举或与股东回报压力有关，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寅吃卯粮”的分红方式，都将进一步削弱其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17.78亿元的大额分红之后，该行的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指标恐将进一步恶化，未来若遭遇不良贷款反弹或行业下行，其抗风险能力或将面临严峻考验。

董事长60岁临退休

与反常分红同样引人关注的，是在甘肃银行公司治理层面——现任董事长刘青任期超7年，且已临近退休年龄。

公开资料显示，刘青出生于1966年3月，截至2026年已年满60周岁，达到银行高管的常规退休年龄。自2018年12月担任甘肃银行董事长以来，截至2026年4月，其任职时间已超过7年，接近监管部门规定的银行高管7年最高轮岗年限。

从履历来看，刘青拥有深厚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堪称“金融老兵”。他早年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平凉分行，后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甘肃证券公司、中国银监会白银监管分局、甘肃银监局等机构任职，曾担任甘肃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敦煌银行行长，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等职务，2018年12月正式出任甘肃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去年薪酬为88.60万元/年。

按照《公司法》及甘肃银行公司章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每三年为一届，高管任职需遵循轮岗要求，避免长期任职带来的治理僵化。而甘肃银行第三届董事会于2021年12月选举产生，本该在2024年12月完成换届，却延迟至2025年6月才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滞后长达半年。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25年6月的董事会换届中，已临近退休年龄、任职即将满7年的刘青，仍被选举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客户集中度大幅超标

如果说“掏空式”分红和董事长超期任职是甘肃银行的“表面问题”，那么其背后的资产质量恶化、业绩持续下滑，则是困扰该行发展的“核心顽疾”。其中，贷款集中度严重超标、对公与零售业务失衡、不良率高企等问题，更是将这家城商行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贷款集中度超标，是甘肃银行最突出的风险点之一。根据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单一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前十大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但甘肃银行的相关指标，早已远超这一红线，且长期维持在行业高位。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甘肃银行前十大单一借款人累计借款余额达283.57亿元，占同期资本净额363.8亿元的78%；其中，单一最大借款人借款余额高达80亿元，占资本净额的22%，是监管红线的2.2倍；第二大单一借款人借款余额达28.99亿元，占资本净额的8.1%，逼近监管上限。

即便与2024年相比，相关比例有所回落（2024年末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达89.3%，单一最大客户占比25.62%），但78%的前十大客户贷款集中度，在省级城商行中仍属于极端水平。联合资信在2025年初的评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甘肃银行最大单家非同业单一客户风险暴露超标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贷款集中度过高，意味着甘肃银行的信用风险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客户身上，形成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管理困境。一旦其中任何一家客户出现经营恶化、偿债困难，都将对该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造成剧烈冲击。而当前，甘肃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仍高达1.93%，在行业内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集中度风险。

除了对公贷款集中度违规，甘肃银行的零售业务也陷入了“规模小、不良高”的困境，导致对公与零售业务严重失衡。截至2025年底，该行零售贷款仅为54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24%，不足四分之一；但就是这部分规模不大的零售贷款，不良率却高得惊人。

具体来看，该行个人经营贷款不良率高达19.92%，接近20%，意味着每100元个人经营贷款中，就有近20元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也达3.2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零售贷款整体不良率高达4.16%，是全行整体不良率的2倍多，反映出该行零售业务风控体系存在严重短板。

资产质量恶化的同时，甘肃银行的经营业绩也在持续下滑。2023年至2025年，该行总营收分别为66.65亿元、59.54亿元、54.21亿元，连续两年出现双位数负增长；占营收绝大部分的利息净收入逐年下滑，从2023年的54.34亿元降至2025年的44.13亿元，净利差、净息差两项核心定价指标同步走低，盈利能力持续承压。

更令人担忧的是，该行存款与贷款规模出现“反向走势”：2024年至2025年，客户存款总额从3213.8亿元增至3374.74亿元，增长5%；但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却从2314亿元降至2296.19亿元，同比减少0.8%。大量存款无法有效转化为生息资产，再加上运营效率持续恶化（成本对收入比率从39.9%扩大至43.5%），进一步加剧了该行的盈利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银行2025年归母净利润之所以能勉强微增0.99%，并非依靠主营业务改善，而是得益于投资收益的激增——从2024年的4100万元跃升至1.89亿元，净增加1.48亿元，占同期归母净利润的近三分之一。一家省级城商行，过度依赖金融市场投资拉动业绩，而非深耕传统存贷业务，这种脆弱的利润结构，难以支撑其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