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正在变绿。这不是一个比喻。当一家中国民企在哈萨克斯坦的戈壁滩上架起风机，当一张债券同时连接三大洲的资本，当一辆事故车意外触发金融生态的蝴蝶效应——绿色金融早已悄然重塑了我们的日常世界。

只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本系列深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五大前沿领域，以真实案例解剖中国绿色金融的底层逻辑——那些“首单”“首笔”“首批”背后，藏着怎样的探索与突破？那些看似枯燥的金融结构，如何真实改变一片流域、一个行业、一家濒死的企业？

这些故事单独看，是金融创新的个案；放在一起看，是一套新的资本逻辑正在成型的信号。

一笔500万元贷款，改变上海一家小工厂的命运。它的获批，依据的不是厂房或土地，而是工厂里每一台机器消耗的“一度电”——这度电被换算成碳排放，被量化为信用，最终成为撬动资金的支点。

这个看似奇特的逻辑，折射出一场从国家战略顶端一路传导至普通车间的绿色变革：国家2025年首次提出温室气体总量减排目标，国家电网随即强推替代超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的技术革命，末端的中小零件供应商则在转型压力与资金短缺的双重困境中举步维艰。

国网英大碳资产与民生银行看到了这道裂缝，并试图用一个新工具将它弥合——以电表数据为基础建立企业“碳账户”，让节能减碳的努力，在银行的信贷体系里变得“可见”、可被定价。这或许是一道关于中国未来的关键命题的答案：如何让宏大的减碳意志，真正在亿万个微观车间里生根发芽。

“客户上午拿减压阀的图纸过来，坐在车间不走，等着。”姚刚提起那个紧急订单，至今仍难掩激动，“我们两个小时就把样品做了出来。客户当场拍板，第二天就下了批量生产的订单。”

对上海卡特运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卡特）的创始人姚刚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工厂20年运营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在那一刻，他的工厂已经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等待订单、埋头苦干的零件供应商，而是一个能够迅速响应、为客户解决难题、创造核心价值的技术伙伴。

这场蜕变，由一笔特殊的贷款催化。这笔贷款的审批，没有过度依赖传统的厂房、土地抵押，而是采信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碳”。更具体地说，是工厂里每一台机器运转所消耗的“一度电”。

这是一个关于“一度电”如何被解读、被计算、被评估，并最终转化为一个可以撬动数百万元资金的“信用符号”的故事。它发端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宏大承诺，传导自一个国家级能源巨头的自我革命，最终在一个普通的中小企业车间里，开花结果。

它试图回答一个关乎中国未来的关键问题：如何将宏大的国家减碳意志，转化为市场中亿万个微观主体节能降碳的内生动力？

而答案，就藏在这从“电”到“碳”，再到“信”的转换之中。

中国的“新”承诺

2025年，不仅是《巴黎协定》达成的第十个年头，更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按照协定要求，各缔约方须在此刻更新并提交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即未来5年乃至10年的气候行动目标。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东方。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承诺——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

“这是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体现最大努力制定的目标。”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标志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开启了一个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新篇章。

此前，世界已对中国的“双碳”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耳熟能详。而此次2035年碳目标的确定，精准地填补了“达峰”与“中和”之间的战略空白，构建起一幅“2030达峰—2035下降—2060中和”的清晰路线图。

与前两轮NDC相比，这份新承诺蕴含着两个意义重大的“首次”：其一，首次提出温室气体“总量减排”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的碳排放管理，正在从过去的“强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进行重大跨越。其二，首次明确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总量控制范围。这意味着，中国的减碳战役，将从聚焦二氧化碳的“单线作战”，扩展到覆盖所有温室气体的“全面战争”。

当前全球对7类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严格控制。除了我们最熟悉的二氧化碳外，还包括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

其中，温室效应威力最强的是六氟化硫。

为了衡量不同气体“加热”地球的能力，科学家设定了一个名为“全球变暖潜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的指标。在这个体系中，二氧化碳的GWP值被定义为1。而六氟化硫的GWP值，高达23500—25200。这意味着，仅1公斤的六氟化硫泄漏到空气中，其在100年内对地球造成的增温效果，就等同于排放超过23吨的二氧化碳。

而中国95%以上的六氟化硫使用，来自电力行业。

“完美”的危险品

六氟化硫，一种无色、无味、无毒的人造气体。在电力工程师眼中，它近乎完美。这种“完美”，源于它在驾驭高压电能时扮演的两个关键角色：绝缘与灭弧。

要理解它的重要性，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电弧。当电力设备需要断开电路时——无论是日常操作还是故障切断——电流会试图跨越断开的触点，在空气（或其他气体）中形成一道高温、高亮的电离通道，如同一次小型的闪电，这就是“电弧”。电弧不仅温度高到足以熔化金属，更会持续导通电流，使电路无法真正断开，对设备和整个电网构成致命威胁。

六氟化硫的使命，正是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驯服电弧。它的应用，遍布于电网从发电端到用户端的各个关键节点。

比如高压断路器——这是电网的“保险丝”和“安全卫士”，负责在发生短路等故障时，瞬间切断强大的故障电流。在这些断路器内部，动静触头在一个充满六氟化硫气体的密闭腔室中分离。电弧产生的一瞬间，高压的六氟化硫气流会对其进行强力吹拂，其分子能迅速捕捉电弧中的自由电子，使电弧的导电能力迅速丧失，从而在短短几十毫秒内，将数万安培的电流彻底“熄灭”。

比如气体绝缘开关设备（GIS）——这可以被理解为一座“浓缩的变电站”。传统的变电站需要巨大的占地面积，因为所有高压带电部件（如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等）都需要在空气中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发生闪络（空气被击穿导电）。而GIS的革命性在于，它将所有这些部件全部封装在接地的金属外壳内，并充入具有极强绝缘性能的六氟化硫气体。六氟化硫的绝缘强度是空气的2—3倍，这意味着设备之间的距离可以被极大地缩短，使得整个变电站的占地面积可以更小。因此，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中心、空间有限的地下或室内，GIS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这种物理和化学上的“完美”，也正是它对环境而言最可怕的地方。

一旦从设备中泄漏，进入大气，六氟化硫超强的稳定性就成了挥之不去的诅咒。它几乎不会被自然分解，风吹不散，雨打不掉，能在大气中稳定停留超过3000年。在这漫长的3000年里，它会像一个效率极高的“太空棉被”，不断捕捉并锁住地球向外辐射的热量，导致全球变暖。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换算结果：平均每个中压开关柜中的负荷断路开关含有约1公斤六氟化硫。假如因一次人为失误或设备老化，导致这1公斤气体全部逸散，其对环境的影响，相当于一辆普通家用汽车行驶约20万公里的碳排放总量。

对于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减排总盘子的中国而言，解决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这似乎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几乎在中国公布新NDC目标的同时，2025年9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环保气体高压开关、节能型变压器等环境友好型绿色装备替代和应用”。

两个看似独立的行动，在“环保气体”这个关键词上产生了交集。一场针对特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替代革命，已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棋盘上，悄然落子。

作为六氟化硫主要的使用方，国家电网，这个执掌着国家能源命脉的“链主”，早已采取行动。

“链主”的自我革命

作为行业无可争议的“链主”，国家电网选择了一场深刻而坚决的自我革命，用市场的手段，从内部撬动变革的杠杆。

2022年，一份名为《关于开展混合气体GIS设备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的文件在国家电网系统内下发。这份文件向整个电力设备供应链，发出了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游戏规则，要变了。

这份通知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条坚决的指令。

其一，明确的替代行动：从2023年起，所有新建的110千伏和220千伏变电站，必须开始使用一种替代方案——将六氟化硫与氮气按3∶7的比例混合。氮气是惰性气体，不产生温室效应。这一举措，可以在基本不牺牲安全性能的前提下，直接将纯六氟化硫的用量减少70%。

其二，严苛的技术标准：所有新设备每年的六氟化硫泄漏率不得超过0.1%。而当时国家的行业标准是0.5%。这0.4个百分点的缩减，看似微小，实则对设备制造商的生产工艺、密封技术和质量控制提出了高出数倍的要求。国家电网正在用自己庞大的采购订单，倒逼整个供应链进行一场深刻的技术升级。

其三，最终的淘汰目标：文件明确了国家电网的长期规划——到2028年，其系统内六氟化硫的总使用量要实现“零增长”。并且，在中压开关领域，未来将不再采购任何含有六氟化硫的新产品。

如果说替代六氟化硫是从源头上“堵住”一个巨大的碳排放源，那么算清每一件产品的“碳足迹”，则是从全生命周期的维度，对产业链进行系统性的绿色梳理。

2023年，国家电网在央企范围内率先发布《绿色采购指南》，将绿色管理、绿色材料、企业绿码、绿色认证、绿电应用等纳入采购评审，引导供应商节能降碳、绿色转型。

同时，国家电网参与编制了国内首个以电力电气产品为主体的碳标签团体标准《电力电气产品碳标签评价通则》。这意味着，未来一件变压器、一个开关柜，从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运输、运行到最终报废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都将被清晰地量化和评估。

国家电网每年的投资额超过千亿元。当这个体量的“买家”开始用“碳足迹”这把尺子来衡量供应链时，其效应会迅速传遍产业链的每一个角落。更“低碳”的电力电气产品无疑会拥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趋势在“链”上传导

低碳发展趋势，就这样从电网的顶端，像水一样，一级一级地流淌下来。流到设备制造商，再流到成百上千个零件供应商。上海卡特就处于这股水流的末端。

上海卡特主要做的是精密钣金的加工。其主要客户上海置信电气有限公司（下称置信电气）是国内专业从事非晶合金变压器生产和销售的领跑者，也是国家电网供应链重要的供货方。上海卡特与置信电气建立了长达10余年的深度合作关系。然而，这种深度绑定也意味着，上海卡特的命运与整个电力行业的技术变革及绿色低碳发展趋势紧密相连。

在上海卡特的车间里，焊接工艺是核心，却也最“传统”。焊接依赖人工操作，不仅生产效率低下，产品精度也难以保证，更重要的是，让上海卡特在面对更高端、更精密的订单时，显得力不从心。

当置信电气开始布局替代六氟化硫的环保气体充气柜时，需要极高精度的钣金件配套，这对焊接的气密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焊接会造成渗漏，如果漏气，后果不堪设想。”姚刚深知，没有设备升级，这条前景广阔的新业务赛道，上海卡特连入场券都拿不到。

彼时，上海卡特还面临日益收紧的环保与安全压力。“车间里经常堆放几百个氧气瓶、二氧化碳瓶。”姚刚回忆说。这种分散、落后的供气方式，是传统焊接车间的常态，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老式的车床、铣床、钻床，“油污比较重，都要排到地下去”，这种粗放的管理模式，在国家电网绿色现代数智供应链发展的要求下，已然难以为继。

设备升级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台五轴激光焊机，200多万元；一台五轴加工中心，也得十几万元。”对于上海卡特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但传统的融资模式却并不适合它。

“传统的订单贷，拿到订单合同后，向银行申请贷款”，姚刚坦陈这种模式对其而言的弊端，“每一笔合同都要去填一个申请，等银行审批下来，我这个合同都结束了。国家电网的回款速度很快，我钱都回笼了，银行贷款还没下来，这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贷款“钱一回来，马上就要还”，资金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滚动投入，对于需要进行长期规划的技术改造项目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就这样，上海卡特被困在了“想转型而钱不够，不转型就被淘汰”的局面之中。

这道难题，不仅是上海卡特的难题，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正处于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小制造企业的共同困境。

如何为“绿”定价

在姚刚为资金发愁的同时，中国民生银行（下称民生银行）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来自客户的订单，也不来自KPI的考核，而是来自国家战略的宏大转向。

“绿色金融”——这个由中央提出的重要任务，正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入支持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中去。民生银行自身也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划。资金的闸门已经准备打开，但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了所有金融从业者面前：水，该流向何方？

试想两个截然不同的企业：

企业A，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去年投入了一大笔钱改造生产线，用更节能的新设备替换了高耗能的旧设备。从财务报表上看，这笔巨大的资本开支可能导致它的利润下降，负债增加。按照传统的评价模型，它的信用评级甚至可能会因此降低。但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家有远见、有潜力、真正为未来投资的好企业。

企业B，为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继续使用高能耗的落后设备。它的短期利润可能非常可观，财务数据也相当亮眼。但它正在积累巨大的转型风险，未来随时可能因为环保政策的突然收紧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陷入困境。

银行该如何区分这两种企业？如何确保打着“绿色”标签的贷款，真正给到了像企业A那样为减碳做出实际努力的公司，而不是仅仅喊了几句环保口号，甚至是通过污染环境来获取短期利润的企业B？

在实践中，民生银行的客户经理发现自己缺少有效的工具。他们与大量的中小微客户沟通，听到了无数与上海卡特类似的困境：企业看到了转型的必要性，也愿意投入，但前期投资太大，短期内又看不到直接的财务回报。更关键的是，这些“绿色努力”因为无法在银行的信用评估体系中得到体现，所以拿不到足够且便宜的贷款。

民生银行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于信息的缺失和语言的不通。银行拥有的是金融的语言，即财务数据和风险模型；而企业拥有的是生产的语言，即用了多少度电，造了多少产品。在这两种语言之间，缺少一个可靠、权威的“翻译官”。

寻找“翻译官”

民生银行开始在市场上寻找能扮演“翻译官”角色的合作者。他们需要一个机构，既能深入产业的毛细血管，获取真实、可靠、无法篡改的生产经营数据，又有能力将这些数据“翻译”成银行可以理解和采信的信用评估指标。

他们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国网英大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国网英大碳资产）身上。

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正是围绕着“碳”展开的。它帮助企业进行碳盘查，管理碳排放、碳资产，提供绿色技术咨询及碳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是，依托国家电网这个独一无二的母体，它拥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数据。

在中国，任何一家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电。用了多少电，什么时候用电（是用电价高昂的高峰电，还是价格低廉的低谷电），这些数据被无处不在的电表忠实、实时地记录下来，构成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最直接、最客观、最难伪造的镜像。如果能科学地解读这些原始的电力数据，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判断出一家企业的能效水平、生产节奏、技术先进性乃至减碳潜力。

国网英大碳资产推出了一个能够扮演“翻译官”角色的关键产品：“碳账户”。

“碳账户”不是一个存放金钱的银行账户，而是一个记录和评估企业“碳信用”的信息账户。当一家企业授权开立“碳账户”后，就相当于同意让一位专业的“碳医生”，来为自己做一次全面的“碳体检”。这位“医生”会详细查看它过去和现在的用电记录，分析它的能源消耗结构，评估它采取的减碳行动，最终给出一份详尽的、数据化的“体检报告”。

这份报告，正是民生银行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翻译文本”。它成功地将企业的“用电行为”这种物理信息，转化为了“碳表现”这种可评估、可量化的信用信息，用数据回答了那个长期困扰银行的问题：这家企业，到底有多“绿”——在能源使用上，它是高效的还是浪费的？它的减碳努力，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

合作开始了。民生银行和国网英大碳资产的团队坐到了一起，他们的目标空前明确：共同打造一款金融产品，让企业的“碳账户”能够直接影响其银行账户。

经过磨合，双方共同设计了一套全新的信用评价流程。在这个流程里，传统的财务分析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它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国网英大碳资产的“碳评价”被正式地、深度地嵌入进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加分项和决策依据。

2022年4月，这款被命名为“民生碳e贷”的创新金融产品正式向市场发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而是一个产品体系，针对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不同场景，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个新产品的核心逻辑简单清晰：奖励好的行为。企业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努力，通过一个权威的、独立于银行信贷体系之外的第三方平台量化和证明，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便宜、更易得的贷款。

从“看不见”到“看得清”

2023年末，姚刚收到了来自国网英大碳资产和民生银行的联合邀请，建议他为自己的工厂开立一个企业“碳账户”。姚刚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提交了授权。几天后，他看到了自己工厂的第一份“碳体检报告”。

这份报告用精确的数据清晰地指出，在他的工厂里，能耗最高、碳排放最集中的环节，是变压器核心部件“铁芯内模”的生产。这个环节高度依赖人工进行焊接和切割，其产生的碳排放，占到了整个生产过程碳排放的近40%。

有了“碳账户”这个工具，企业的碳排放从一本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变成了一本可以被精确管理、追根溯源的“明细账”。从“看不见”到“看得清”，这是所有变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有了清晰的诊断，姚刚也就有了进行技术改造要瞄准的靶心。

随后，姚刚向民生银行正式提交了“碳e贷”的贷款申请。在他的申请材料中，除了常规的财务报表，还附上了这份来自国网英大碳资产的碳评价报告，以及一份基于报告诊断结果制定的、详细的工厂智能化改造方案。

审批流程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银行的信贷员不仅审核了他的还款能力，也认真研究了他的减碳潜力和绿色转型方案。最终，一笔500万元的低息绿色贷款获得了批准。

姚刚用这笔贷款，加上公司的部分自有资金，总共投入了600余万元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6台崭新的自动化加工设备，1台高精度的智能化激光切割机，还有与之配套的智能机器人很快被运进了工厂，取代了原先那些噪声巨大、依赖人工操作的旧设备。

一年以后，作为上海卡特的客户经理，民生银行上海南虹桥支行副行长郭如奕再次走进工厂进行贷后回访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感慨颇深。

“与当初办理授信时的样子相比，这里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郭如奕回忆道。

曾经，迎接她的是刺耳的金属切割声和弥漫在空气中的焊接烟尘。而现在，车间比以前更明亮、更整洁。机器低沉的运转声取代了过去的嘈杂。工人们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型为监控和操作智能化设备的技术员。

“看到自己从头到尾服务的企业，因为我们的资金推了一把，就产生了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郭如奕说。

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更体现在生产数据中：从能耗上看，生产同样一个零件，上海卡特新的生产线比旧的要节省超过18度电；从效率上看，整体生产效率提升超过15%；从碳排放来看：2024年上海卡特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比2023年大幅下降了24.38%。

对姚刚而言更可观的收益是，上海卡特此前只能接到变压器油箱金属外壳等“低端制造”的合同，现在因为生产线的升级，已经可以通过自主研发，为客户提供环保气体充气柜断路器等变压器的核心配件。

绿色投入，最终以最直接的方式，转化为经济效益——每单位产出的人工、损耗、用能成本都在降低，产品的合格率在提高，交付订单的速度在加快。

一个可复制的“公式”

开立“碳账户”，获得“碳e贷”，对于上海卡特和姚刚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姚刚发现，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管理自己的企业。他会定期查看“碳账户”的数据更新，像分析财务报表一样分析工厂的能耗曲线，思考在哪些环节还可以进一步节能降耗。

“我希望‘碳e贷’未来能与企业的减碳表现更紧密地挂钩。”姚刚畅想着，“比如，如果公司通过技术改造，超额完成了减排目标，能否获得更多的利率优惠或者更高的授信额度？”他还希望，国网英大碳资产和民生银行能提供一个“服务包”，不仅有金融支持，还有后续的专业节能诊断、碳足迹核算、绿色发展规划、可持续信息披露、绿电交易咨询和最新的环保政策辅导。

从一份被动接受的“体检报告”，到一种主动管理的经营习惯，这或许正是“碳账户”+“碳e贷”模式想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唤醒企业内生的、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动力。

这个由“链主”企业、银行和中小微企业共同构建的绿色金融新模式，其深远意义在于，为解决国家重大产业转型发展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来自基层、完全市场化的创新答案。

对中小企业而言，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价值实现路径。企业的节电行为、减碳努力，这些过去无法被定价、无法被看见的“软实力”，如今变成了可以被度量、被认可、被奖励的“硬信用”。绿色发展，不再是额外的成本和负担，而是一笔可以被精心经营的无形资产。

对金融行业而言，它示范了一种更聪明、更精准的绿色金融范式。它不再满足于给某个项目简单地贴上“绿色”的标签，而是深入企业的日常运营中，通过持续、动态、难以伪造的数据，来评估和引导企业的绿色行为。这为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的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

对整个国家而言，它生动地展示了如何将宏大的顶层战略目标，巧妙地拆解为微观的、可执行的、有激励的行动。国家的“双碳”目标，最终需要落实到每一家工厂的每一条生产线上。政策的号召和财政的补贴是重要的推动力，但更持久、更根本的动力，来自一个能让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环境效益的市场机制。

“碳账户”和“碳e贷”所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机制的雏形。理论上，任何一个行业的“链主”企业——无论是钢铁、化工、交通还是建筑——只要它掌握着其供应链上关键的、可信的、能够反映环境绩效的数据，都可以借鉴这个模式。

当无数个像上海卡特这样的微观经济“细胞”，都被这种新的市场体系所激活时，它们就会连接成一张巨大的、充满活力的绿色转型之网。

这一切，始于对一种超级温室气体的警惕，始于对一度电的精打细算。它最终通向的，或许是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在这种文明里，最值得信赖的资产，不仅包括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什么，也包括我们用远见和责任保护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