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系中财绿金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价格变量，其调整从来不仅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技术议题，更深刻影响着国内居民购买力、企业成本结构、收入分配格局与消费潜力释放。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外需依赖向内需主导转型的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将扩大消费置于战略优先位置。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汇率的合理弹性服务于扩内需战略，而非让汇率政策孤立地困守于出口保值的单一目标，值得政策界与市场重新审视。
一、汇率运行环境的深层转变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在特定发展阶段承担了稳定出口竞争力的功能，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外部需求支撑。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支撑汇率运行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基本面看，人民币汇率稳健运行的基础在持续夯实。2025年，我国GDP达140.19万亿元，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货物贸易顺差约1.18万亿美元，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顺差占比超过86%，"新三样"出口保持高增，标志着外贸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深度切换。经常账户顺差维持高位运行，市场结汇需求稳步扩张，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需求侧支撑。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3579亿美元，创2015年12月以来新高，全年增加1555亿美元，风险抵御的"安全垫"显著增厚。
从产业层面看，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底层逻辑已不同于以往。新能源、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产业经过十余年积累，已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体系，部分环节具备全球范围内的稀缺性与替代难度。这意味着，汇率适度波动对出口的冲击，较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时期已明显弱化。换言之，汇率政策腾挪的空间在扩大，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将汇率死死锚定在"保出口"的单一轨道上。
从国际货币格局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经济份量之间仍存在明显错配。据SWIFT数据，2026年5月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约2.75%，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约30%的全球制造业产出占比相比，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稳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计价、结算与储备功能，需要币值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而非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
二、汇率调整与内需提振的传导逻辑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约39.9%，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43.4%，不仅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5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与发达国家50%至7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内需不足、消费偏弱，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扩大内需，当然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货币政策配合、社保体系完善，但也需要汇率这一价格杠杆的协同共振。
汇率的合理弹性可从五个维度对内需形成提振效应。
第一，直接增厚居民实际购买力。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消费品、能源原材料及高端设备成本，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当于为全体居民提供了一笔"隐性收入补贴"。出境旅游、留学、海淘及跨境电商消费成本下降，进口汽车、母婴、美妆等商品市场价格回落，均有助于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潜力。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汇率变动并非抽象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购买力。
第二，优化市场供给结构。进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形成"鲶鱼效应"，倒逼本土制造业提质增效、培育自主品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精造"升级。同时，制造业进口原材料与设备成本下降，为终端产品降价让利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带动家电、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与消费回暖。
第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汇率偏低可能使贸易利润过度向出口部门集中，而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调整，有助于推动利润从出口部门向进口贸易、内需服务业转移。内需产业盈利改善，可直接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推动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刚需消费向养老、文旅、健康等高品质服务消费升级。
第四，释放正向财富效应。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并呈现与基本面相符的弹性，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资产对全球资本的配置吸引力，推动权益市场与不动产市场预期的合理修复。居民理财资产增值、企业资产负债表改善，均可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激活当期消费活力。
第五，与顶层消费政策形成共振。汇率带来的购买力提升，叠加消费券发放、以旧换新补贴、民生保障加码等财政促消费政策，可大幅降低居民消费门槛。同时，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普及降低跨境消费成本，内需市场扩容又进一步降低经济外贸依存度，形成"汇率弹性调整—居民消费升级—内需主导增强—汇率长期稳定"的良性循环。
三、政策路径：渐进、可控、双向
汇率调整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一项需要精密平衡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则，同时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避免单边急升或急贬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在节奏上，宜采取渐进式、分层推进策略。短期以双向波动、小幅调整为主，依托市场持续结汇红利稳步抬升汇率中枢，同时为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预留转型缓冲期，避免汇率快速波动冲击就业与收入基本盘。中期配合产业升级与扩内需政策同步推进，引导出口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与全产业链竞争。长期则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成熟落地与内需主导型经济格局全面形成，推动汇率水平与经济体量、居民实际购买力相匹配。
在工具上，需构建多维协同的调控体系。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打通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联动渠道，缩小价差，降低美元单一货币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扰动；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外汇宏观审慎逆周期工具，动态调整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参数、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搭配离岸央票发行等手段，双向调节市场流动性，精准平滑波动节奏，抑制短期投机套利，杜绝单边预期固化。
在货币政策协同上，需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总基调，通过MLF、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精准调节市场流动性，防范外资大幅流入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在汇率过快波动时及时释放对冲信号，实现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促消费政策的三位一体协同，让汇率调整红利精准传导至内需市场，而非滞留于金融投机领域。
在资本流动管理上，应严格区分长期实业资本与短期投机资金，鼓励外资长期配置实体产业、权益与债券资产，审慎管理短期证券资金大规模流入。严控资本过度涌入楼市、股市，阻断"汇率升值—热钱涌入—资产泡沫—消费挤出"的负面循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平衡内外资本供需。
四、风险平衡：不能忽视的约束条件
强调汇率弹性对内需的积极作用，绝非主张单边升值，更不能忽视潜在风险。汇率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稳"，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非"升"或"贬"的方向性押注。
其一，需高度警惕外部宏观冲击。美联储货币政策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引发美元阶段性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外部扰动。需依托充足外汇储备与宏观审慎工具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稳定汇率中枢，防止外部冲击打断内需复苏进程。
其二，需切实对冲传统产业转型压力。纺织、家具、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利润率较薄，汇率波动对其冲击更为直接，涉及数千万就业岗位。需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扩容、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补贴、就业扶持与再培训等财政产业政策，平稳化解转型阵痛，绝不能以牺牲基层就业为代价换取汇率调整空间。
其三，需持续维护汇率双向波动预期。要持续打破市场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防范资本集中跨境流动引发的市场剧烈波动。预期管理的关键在于政策透明与信号一致，让市场形成"中长期均衡修复、短期双向波动"的理性认知。
其四，需严防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快速调整若引发短期热钱大规模流入，极易推高股市、楼市泡沫，反而会通过财富分化与挤出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必须精准甄别跨境资金性质，建立热钱识别与预警机制，确保汇率调整红利流向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而非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五、结语
人民币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动态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金融开放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居民购买力、优化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政策抓手。在"温和渐进、双向波动、可控调整"的基调下，汇率弹性不仅能够服务于国际收支平衡，更能够成为扩内需、促消费战略的有效助力。
当然，必须清醒认识到，汇率绝非万能钥匙。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仍在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汇率政策的角色，是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提供有效的价格信号与购买力支撑，与其他宏观政策形成共振，共同推动我国经济从外需依赖型向内需主导型高质量发展模式稳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