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 沈伟民

在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迭代周期已逼近1年甚至更短，这也导致商科毕业生面临“毕业即知识过时”的窘境，与此同时，传统商学院赖以生存的“知识传授”职能正被智能教学系统以及AI应用替代。在此形势之下，商学教育何去何从？

“中国乃至全球的商学教育，其实都面临第二次革命。”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杨治教授认为，在AI浪潮席卷各产业情况之下，过去借鉴传统西式商学教育的模式正在显现底层裂痕。

杨治教授认为，除了对问题深度反思之外，各商学院本身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更多元的厉行改革实践。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杨治教授

正确认识中国商学教育面临三重危机

“中国现代商学院的发展，存在两段清晰的历史脉络。”杨治教授发现，中国现代商学院经历了两段重大发展期，独特的发展背景促成了今天商学院办学的格局和规模，但同时也为今日改革埋下了底层矛盾。

对于第一阶段，杨治教授站在本校的角度表示：“作为工科院校的管理学院，起源于1979年成立的工程经济系，最初诞生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评价、可行性测算等现实产业问题，也因此天然具备‘理工+管理’的交叉底色。”

对于第二阶段，杨治教授进行了回顾：“改革开放后，国内大规模引进西方商学院体系，欧美管理教材、理论模型与教学范式，当时的核心使命是，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培养一大批企业管理者，助力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阶段的本质是‘产业跟跑’，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模式，为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造提供指引。但时至今日，它基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当中国头部企业全面迈入全球产业无人区、从产业跟随者转向规则引领者，传统商学院体系的短板则逐步暴露。”杨治教授进一步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福特基金会戈登 - 史密斯报告推动商科科学化、多学科交叉，催生了现代管理学核心理论，但后续商学院过度追逐学术论文指标，逐步退守象牙塔，形成“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严重脱节”的行业通病，这也是当下国内商学院集体遭遇的危机。

对于“危机症状”，杨治教授提出了“三重危机论”。

为了全面认知“三重危机论”，以下保留杨治教授的原话——

●第一重危机：经典管理理论并非失效，而是适用场景分层失衡

“市场普遍存在一种极端判断，认为传统经典管理工具、管理模型在AI时代完全失去价值。对此，需要分层判断，厘清效用边界。管理体系分为表层通识工具与底层核心逻辑两大层级，二者价值分化显著。

表层标准化管理概念、基础流程工具，获取门槛极低，互联网课程、通用AI工具均可一键生成，面向基层执行层的通识式课堂传授必要性大幅下降；但底层管理逻辑、复杂决策框架、组织治理内核具备极强不可替代性，AI越普及，企业高层、产业领军者对深度管理专业教育的需求越强烈。以管理经济学为例，数学模型、成本测算、博弈分析等底层交叉工具并未失效，只是教学目标需要重构——不再是简单背诵公式，而是训练学生运用数理逻辑拆解复杂产业问题、校准AI输出结论的批判性判断力。

经典理论从未百分百失效，但传统商学院教学方式滞后于时代需求：只教工具、不讲底层逻辑，只重标准化输出、不培养复杂场景决策能力，最终导致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适配无人区产业创新需求。”

●第二重危机：AI重构知识生产，动摇传统商学教育时间根基

“生成式AI、多智能体工具正在从底层改变知识生产节奏，形成管理理论迭代与技术发展的巨大时间差。

一方面，AI可以快速完成标准化教学、文本分析、基础案例推演，传统教师‘知识搬运工’角色被快速替代；智慧教室数据显示，常规理论授课课堂学生平均抬头率不足20%，标准化知识课堂吸引力持续走低。另一方面，管理理论诞生遵循‘产业实践—学术提炼—理论成型’的漫长周期，而AI技术迭代以月、季度为单位，现有管理理论体系难以跟上智能工厂、无人驾驶、能源数字化等全新产业场景，出现理论解释力滞后的困境。

更深层矛盾在于，AI替代的是流程化、标准化工作，无法复刻沉浸式产业体验、跨学科思想碰撞、人文伦理判断等高阶能力。过去商学教育依靠课堂单向输出完成知识传递，而AI时代，这种模式失去存在基础；管理理论创新的时间周期被技术压缩，商学院必须重构教学、科研的底层逻辑，才能跟上产业变革速度。”

●第三重危机：管理学科供给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严重错配

“数字化转型、双碳能源、高端制造、生命健康、乡村振兴构成国家五大核心战略场景，产业端亟需复合型管理人才，但当前商学院供给体系存在三大结构性短板，形成突出供需冲突。

第一，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大量商科学生缺乏理工、数据、工程基础，面对黑灯工厂、源网荷储电力市场、智能供应链等场景无法读懂底层技术逻辑，管理方案脱离产业现实；第二，教师科研选题脱离国家刚需，大量研究局限于西方理论复刻，缺少面向中国本土重大场景的原创管理研究；第三，学科划分固化，传统分科模式难以解决跨领域复杂问题——如同医疗多学科会诊，数字能源、智能制造治理等命题，无法依靠单一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学科独立破解。”

基于对三重危机的深度认知，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华科大管院）自身的角度，又是如何直面现实课题呢？

华科思维：以“管科融合”重塑商学教育核心使命

●以二十四字，重塑办学顶层纲领

早在5年前，华科大管院就决定重设办学纲领。

2021年，基于历史、发展两个角度，管院正式将“管科融合，道器兼修；以人为本，终身学习；胸怀天下，知行合一”24字确立为新的办学纲领。

管院前身为工程经济系（1979年），核心任务就是用经济管理工具解决工程技术落地问题，其天然具备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交叉底色，契合全球商科多学科融合的变革趋 势。

从管院依托的大学特色资源角度，纲领中的“科”包含两层内涵：一是科学，即数学、经济学、量化研究底层逻辑；二是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前沿工程技术。所谓融合，绝非简单叠加工科课程，而是实现“道器兼修”：不只是掌握 Python、智能优化、数字建模等工具（器），更要提炼技术背后的组织、治理、战略底层管理逻辑（道），避免学生沦为只会操作工具的技术执行者。

“这套纲领覆盖本科、硕士、MBA、EMBA、高管终身学习全教学体系，成为学院所有专业、课程、科研项目的统一指导思想。2026年学院七大本科专业全部完成数字化改造，供应链管理与机械学院共建双学位，计算金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成为核心特色专业，从人才培养源头落地管科融合理念。”杨治教授重点表示。

接下来，在新办学纲领之下，管院又重构了全新的人才培养定义——“培养既精通商业管理逻辑、又具备扎实理工技术底色，掌握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AI伦理判断三大AI不可替代能力的产业领军人才。”

“区别于普通商科院校，学院人才培养有两大核心导向：一是面向‘产业无人区’，能够制定行业新标准、引领产业变革，而非仅做跟随式经营；二是兼顾人文底色，坚持‘以人为本’，规避技术异化风险。”杨治教授以新能源普及带来劳动力结构调整等现实案例为例，学院强调技术落地必须配套管理治理机制，商业发展最终服务人的发展，拒绝唯效率、唯技术的单一导向。

而就教学层面，杨治教授表示，管院针对不同学习群体，分层设计培养目标。如：本科生夯实管理+理工底层基础；MBA、EMBA聚焦跨行业产业协同、技术商业化落地；终身学习中心面向企业家、校友持续更新数字管理知识，构建全周期人才培育链条。学院打造全国商学院首家终身学习中心，面向全校校友、区域产业企业家开放终身学习会员服务，延伸商学教育社会价值。

● 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

为了适应AI时代教育范式转变，管院要求“教师身份，从单向授课者转为场景引导者、知识共创伙伴”。

基于要求，管院依托专属教师发展中心，搭建三大必修培训模块，全员强制参训、考核持证上岗，彻底消解教师转型抵触情绪。具体培训含三个务实模块——

第一个模块：AI for Teaching（AI赋能教学）。依托全院全覆盖智慧教室系统，培训教师运用智能工具优化课堂互动、学生行为数据分析、个性化任务设计，解决学生注意力碎片化、课堂抬头率低的现实痛点；

第二个模块：AI for Science（AI赋能科研）。联合英伟达开设智能体、RAG、多模态数据分析专项认证课程，教授计算扎根、海量访谈文本智能提炼等研究方法，降低交叉科研门槛，解决教师 AI 工具使用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个模块：AI for Context（AI赋能产业场景）。定期邀请制造业、双碳、生物医药行业领军企业家入校授课，补齐教师行业认知短板，让科研、教学紧扣真实产业问题。

但是，教授、博导是否存在“碍于身份不愿参训”呢？

“管院实行全员无差别培训，具备信息、计算机专业背景教师可申请免修，其余教师统一完成课程考核并获取行业认证。管院坚持认为，教师只有熟练掌握AI、熟悉产业场景，才能真正实现从‘讲课’到‘引导’的身份转变，从结果来看，全院教师认知统一、能力同步升级，为教学体系改革筑牢师资根基。”杨治教授强调。

从认识、直面中国商学教育面临的三重危机，再到重塑办学纲领，华科大管院之于商学教育，不仅有着基于历史、未来的综合思考，更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上，在推动新纲领、新使命的落地中，将第一个解决课题直面“教”的维度——要求“教师身份，从单向授课者转为场景引导者、知识共创伙伴”，这为其下一步全方位的教学改革实践夯实了基础。

*关于华科大管院“管科融合”落地的具体实践，敬请详见第9期《下一场商学教育：从“华科思维”到“华科实践范式”（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