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翠鸟资本

7月7日，思朗科技科创板IPO获上交所受理。募资44.26亿元，估值80亿元，头顶“国家级独角兽”光环，股东名单里有茅台、宁德时代、中芯国际。

公司核心产品包括‌“天穹”3D 科学计算机‌和‌UCP 系列通信基带芯片‌，致力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为客户提供科学智能算力基础设施 。

营收三年从2.51亿涨到6.73亿，增速亮眼，但再往下翻，不对劲了：2023年第一大客户长江科算贡献了100%的收入，2024年95.39%，2025年99.03%，2026年一季度97.4%。也就是说，思朗科技看起来只有一个客户。

更刺激的是财务数据：累计研发投入17.13亿元，超过累计营业收入；三年净亏损累计超过10亿元；2026年一季度单季亏损2.83亿元，接近2024年全年。毛利率高达89%，存货周转率却只有0.14——产品从入库到卖出要两年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硬核、商业脆弱”的样本。MaPU架构100%自主知识产权，“天穹”3D科学计算机比肩美国Anton2，学术上足够硬。但商业上，客户集中度、持续亏损、存货积压、生态空白，每一个都是致命问题。

技术很硬

思朗科技的底子是扎实的。

创始人王东琳1956年生，中科院自动化所原所长，1998年起担任国家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主导七款国家战略领域高性能处理器研发，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启动MaPU架构研发，2016年退休后创办思朗科技，今年69岁，任首席科学家。

MaPU架构的核心创新在于把ASIC的高效性和CPU/GPU的灵活可编程性融为一体，内核利用率超过90%，在特定科学计算任务下等效算力可达传统CPU的几十倍以上。基于MaPU架构的“天穹”3D科学计算机，是全球少数能在微秒级长时间尺度、百万原子级高精度模拟上与美国Anton2同量级比肩的产品。分子动力学仿真能力国内唯一，已服务宁德时代、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中国药科大学等头部客户，协助发表Cell、JACS、PNAS等顶刊论文数十篇。

研发团队539人，占总员工79.26%，持有150项专利（境内发明专利112项）。2026年6月，思朗科技以80亿元估值入选胡润全球独角兽榜。这个技术实力，在国内科学计算芯片领域确实是独一档。

商业很脆

技术再硬，也得有人买单。思朗科技的问题在于，买单的人的确太少了。

报告期内，长江科算分别是思朗科技2023年100%、2024年95.39%、2025年99.03%、2026年Q1 97.4%的收入来源。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分别为100%、99.55%、99.84%、99.71%。长江科算是谁？它是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公司，背后是中国信科集团，说到底是一家国资背景的算力基础设施运营商。

客户集中度10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思朗科技的定价权不在自己手里，而在长江科算的采购预算里。毛利率高达89%，说明产品溢价能力强，但这个溢价是建立在“只有一个买家”的垄断交易基础上的，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一旦长江科算调整采购策略、推迟订单、或者引入替代供应商，思朗科技的营收会立刻断崖。

亏损更严重。

2023年净亏损3.19亿，2024年亏损3亿，2025年亏损4.06亿，2026年一季度单季亏损2.83亿。三年又三个月，累计亏损超过13亿元。同期累计研发投入17.13亿元，占累计营业收入的115.37%。也就是说，思朗每赚1块钱，就要花1.15块钱做研发。这种模式在科创板的“未盈利企业”框架下可以上市，但投资人必须清楚：这不是短期亏损换增长，而是长期高强度投入换技术领先，商业化回报的时间表高度不确定。

存货数据也不乐观。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81亿、3亿、4.2亿、4.11亿元，存货周转率分别为0.49、0.26、0.19、0.14。周转率0.14，意味着存货从入库到卖出平均需要两年半。科学计算机是定制化、高单价产品（单台价值较高），生产周期长可以理解，但0.14的周转率在制造业里属于极端低位。

生态空白

思朗科技走了一条最难的路：全自研架构，不兼容CUDA，不依赖任何海外IP。

这跟国内大多数AI芯片企业的路线完全不同。寒武纪、海光信息、壁仞科技等，说到底都是兼容或部分兼容CUDA生态，降低客户迁移成本。思朗的MaPU架构从指令集到微架构全部自主设计，这意味着客户需要重写软件、重新培训团队、重新建立开发流程。在英伟达CUDA生态已经统治科学计算市场十余年的背景下，推进全新架构的商业化落地，门槛极高。

招股书也承认了这一点：“公司必须从零开始培育软件及开发者生态”，“存在较高的市场推广门槛”。目前思朗的客户主要是政府和科研院所（长江科算、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中国药科大学等），市场化企业客户极少。 科算市场的增量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超算中心建设、科研院所的算力采购，以及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但企业端的渗透率极低——除了宁德时代，几乎没有产业头部企业大规模采购。

另一个隐忧是管理架构。

王东琳69岁，任首席 科学家，掌握33.67%表决权；查浩36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2021年才加入公司，任董事长兼CEO。两人在2022年12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查浩在重大事项上以王东琳的意见为最终意见。说白了，公司的技术路线和战略决策，最终还是由69岁的创始人拍板。这对于一家需要快速市场化、建立商业生态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最优的治理结构，值得思考。

思朗科技的故事，是中国硬科技创业的一个缩影：科学家从实验室走出来，带着世界级的技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商业化前景。MaPU架构和“天穹”确实足够硬，在科学计算这个赛道上，国产替代的需求真实存在，政策也在强力支持。

但投资不是投技术，是投企业。客户集中度95%以上、持续巨额亏损、存货周转率0.14、生态几乎为零——这些商业指标不是在质疑思朗的技术实力，而是在拷问它的商业化能力。募资44.26亿，估值80亿，如果上市后不能快速拓展客户、降低对长江科算的依赖、建立起开发者生态，这个估值能撑多久？

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但允许上市不等于允许永远亏损。思朗科技的IPO，是“科学智能第一股”的荣耀开场，还是又一场硬科技估值泡沫的续集？答案不在招股书里，在未来三年的客户名单里。

※此文为翠鸟资本原创文章，未获授权请勿转载。